位泰斗的声音。一位是孟归的外祖父程老板，一位是当年日本人攻占上海时不堪受辱自杀的张老板。

另一样是几封信，“写着日语，我不认识，程公馆前几年拆迁前被送过来的。”

孟嘉兰亦不会日语，将信转交给了孟归，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因为在做历史研究，曾背着家里人偷偷学过日语。

三张信封上的邮戳记录着不同的时间，第一封是1986年，第二封是1993年，第三封则是在前年。

但信封上又都写着同一个收件地址与同一个收件人。

“工藤初华是谁？”孟归问。

孟嘉兰低头看着信封上的日语，漆黑的眸子闪了闪。

她告诉她：“工藤初华，是你外祖母曾经用过的名字。”

离开蓝房子后，孟嘉兰在路边拦了辆车，告诉司机去友谊路。

从旗袍与武士刀，到三封一模一样收件人的日语信，疑问在孟归的脑中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但孟嘉兰似乎还是没有要和她解释的意思，一上车就盯着窗外发呆。

最终，孟归还是没忍住问她：“你现在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

“你想知道什么？”孟嘉兰反问她。

“所有的一切，当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为什么姥爷要把旗袍与武士刀都藏起来，为什么姥姥那么恨日本人却会还有一个日本名字……”

“我是怕你接受不了事实。”

“你带我来中国，不就是为了让我知道么？”

孟嘉兰听后沉默了一会，她转过头看着她，突然笑了：“我女儿啊，真是聪明。”

而后，她又说：“等到了目的地，你就会知道了。”

目的地在抗日纪念馆。

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现在的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寒风裹挟带着南方冬日的湿冷，往人的衣领里钻。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站在门口等候她们，见她们下了车，上前询问道：“是孟嘉兰女士么？”

“是的。这位是我的女儿。”

“赵馆长已经在等您了，请随我过来。”

走进纪念馆，绕过气氛凝重的陈列展台，男人将她们带到了一间亮着灯火的办公室，他敲了敲门：“赵馆长。”

“请进。”

男人推开门，孟归这才看到不大的办公室里里面已经有四五个人在等着她们了，众人围站在一个长桌前。

赵馆长从桌旁走到孟嘉兰跟前，向她伸出了手：“欢迎回国！”

“谢谢。”孟嘉兰与他握了手，问，“就在这里么？”

赵馆长颔首，同她介绍：“这位是我从历史博物馆借来的修复师孙小姐，在电话里我也跟您提到过，您不用担心。”

孟嘉兰低头从包中拿出了那件被精心包裹起来的雪青色的旗袍，递给了孙小姐。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几乎是讲一个词就要停下来：“东西，都缝在了……内衬上，当年，我的母亲……就是穿着它……走出了日军司令部。”

孙小姐仔细地拆开包裹，取出那件旗袍，然后小心翼翼将它翻面。

那件看似平平无奇的旗袍，内衬上竟然都是密密麻麻的缝线，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布料。

孙小姐用剪刀一根一根地将缝线剪开，又用镊子谨慎地拆下布料，每一块缝布后都藏着许多已经发黄的纸片，刚拆开一边它们就迫不及待地从缝隙里滑落到了桌面上。

在场的人都屏气凝神注视着孙小姐手下的动作，孟归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不知被放在漆黑的箱子中多少年的旗袍，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等缝线全部被拆开，最后数了一数，一共有一百六十一张纸片，每张纸片上都记录着1937年至1940年间日本人在上海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

——1938年4月，日本军人当街射杀几名无辜的中国少年，工藤奈落要求我在翻译中把那些少年写成抗日分子，破坏他们东亚共荣的美好愿望。

——1938年6月，时隔半年终于见到了四哥，才知道日本人根本没有放走他，他一直被关在离编辑部不远的监狱里。

——1939年3月，女囚监狱里一位孕妇暴毙，腹中孩子已经成型，尸检报告显示死于外伤，在官方通报的版本里，我被要求翻译成“死于自杀”。

——1939年5月，今日送来的照片里见到了柳先生，我决定从今天起不再翻译。

——1939年5月，工藤奈落将他刚杀的一位中国人的头颅放在了我的桌上，告诉我如果不配合工作，下次死的会是我的丈夫。

——1940年1月，工藤奈落以精神病的名义将我送进了医院。

没人能忍着悲痛将这一百六十一张字条看完。

过了很久，孟嘉兰首先打破了屋内的寂静，她说：“如果你们打算把这些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