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更是排起了长长的队，队伍从西门一直延伸到到南大街上，少说也有二、三里，把半条街都堵上了，炸油条的老范和卖包子刘华堂干脆把摊子支在了门口，卖果子的一个个搓着手咬着热腾腾的包子，熙熙攘攘的比大街上还热闹。
干活的工人我一天给开两块钱，一个月就是六十，比吃计划的干部挣的还多，周围四里八乡的攀亲戚、求朋友争着要来厂子里干活，就这他们也有额外的油水，过磅的胡三稍微把秤抬的高一点，家里的肉都吃不完，捡果子的秀荣眨眨眼，家里的零食也不断。
而卖肉的董胖子杀了猪，把排骨剃了，只取中间两寸肥瘦相间的软肋，擦拭干净用油纸包了，一早送到厂子里来，有时候吃腻了，给他回了话，他才敢往外卖。
我再走在大街上，认识不认识都来打招呼，这个给塞个烧饼，那个给递个粿子，不要他们还撅着嘴生气，倒是像抢了他们似的，总不能白吃白拿，我就挨个的散烟，他们就把烟别在耳朵上，十天半月也不肯拿下来，放的实在是太久，再不抽就要朽烂，他们才找个人堆，蹲下来，慢慢取下耳朵上的香烟，先在手上扽一扽，再猛的吸上一口，转过身看向众人，说是世贵给的大重九。
除此之外，一些洋玩意也进了家门，像狗爪子一样放上去吱吱响的唱片机，一拧就出人影的电视机，还有转起来透凉的电风扇；我是县里第一个私人买四轮小客车的，一拃宽的轮胎压在地上印出一个个车辙，上面覆盖着军绿色的篷布，一个车子能坐下四个人，加上汽油，用脚一踩，到四十里外的县上也只需半个钟头，村里谁都想上去坐一坐，周围三乡五镇谁家娶媳妇都来借，给主家挣足了面子，有时候两家同一天用车，因为借车还闹矛盾，关于借给谁家，实在是伤脑筋。
抽屉里塞满了钱，橱柜装满了证书，屋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器，门前空地上停放着四个轮子的汽车，这个时候，我成了他们嘴里无所不能的能人。
兰君也欢喜，她苦日子过惯了，只要嘴上不受亏，其它的她是满不在乎的，每天董胖子送来了肉，她就在锅屋里忙活，天天弄得是灰头土脸，有时候我给她说：厂子里有食堂，直接端着饭盆去吃就可以，多花点心思在自己身上，买些抹脸的雪花膏，穿些时髦的衣服！对此她全无兴趣，就是出门吃个饭，她也不愿意去。
阳历年底的时候，去市里开大会，好不容易去趟城里，一块参会的伙着去逛街，顺便给自家的女人买些时髦的衣服，城里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四五十岁的年纪依然丰满挺拔，留着齐肩短发，戴上深色眼镜，脸上更是打理的一丝不苟，纤细的手插进衣服兜里，深红呢子大衣拖曳到脚踝，再穿上黑亮的皮鞋，走起路来嗒嗒作响，像钟表走字的声音一样好听。
我也随着众人买了件米黄色的呢子大衣，大衣胸口还绣着花，回到家放在床上，兰君是死活不愿意上身，她总说自己是黄土埋半截的人，我听到这句说就生气，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她又说这丧气话；直到女儿回来了，好说歹说她才肯穿上，但是谁也能看出来，她那大骨架、和花白的头发，穿上这件衣服，实在是不相称，倒像似老牛披着一件黄斗篷，怎么看怎么不合适，看我们不说话，她默默的把衣服收起来，压在衣柜的最底层，再也没有穿过。
最让我揪心的还是我那病怏怏的儿子，早些年还看不出来，这两年慵懒的躺在床上，一脸的病容，原本以为他是放不下南方的女人，现在就是给他说新媳妇他也打不起精神。
实在是拖不起，我只能带着他去北京的大医院去看病，人家一看就说：这是会传染的肺病，恐怕有十几年了，这病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能劳累，只能慢慢养着。我总后悔，原来没钱的时候，只能赖巴巴的活着，现在有钱了，却已经换不来孩子的身体。
我忧心的问孩子的婚事，医生倒说的直白，说孩子身体这样恐怕同房也难，结婚的事情可以缓一缓…
听完我直接就呆住了，我已经近五十岁的年纪，孤苦无后，就像八代单传的李家先祖一样，就是有再多的钱财又有何用，人这一生，无非是人和钱两样事，没有钱，只要有人还有希望，没了人，就彻底的没了指望。
唯一让我稍稍欣慰的是我那女儿，她读书和教书都有特别的天分，就像我的命是做罐头，女儿的命就是教书育人，自从成为老师后，她心情变好了，人也精神了，更是年年得先进，经常我们爷俩一同去县里领奖，实在是遗传了我的好基因。
自从开放后 ，任谁都可以在街上杀猪卖肉，我那六指女婿的生意也越来越冷清，他们两口子商量了一番，女婿办了停职留薪，当年的秋天就来到罐头厂上班，他心思活络，年轻能干，买、卖都是一把好手，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忙忙活活一年下来，工厂的流水粗算也有十几万，这是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数字，除了钱，荣誉也接二连三的送进来，乡里的荣誉不用说，在县上我也算是先进人物，还代县表县里在地区拿了“致富带头人”大奖，烫金红底的证书一个抽屉装不下，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