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5日,即远山绪夫妇双双自尽后的第三天,永绪帝国新任总理方瑜出面签署了投降协议。
协议的签订,也象征着这个净化主义政权的正式落幕。
温真誉在留有部分驻军的情况之下,带领着剩余的陵山军队以及被俘获的永绪国士兵和将官返回了陵山国,失去了统领权的方瑜自然也在其中。
此时,温真誉的心中,可谓是欣喜与惆怅并存,他们的人民终于胜利了,可是,她的同志,她久未谋面的知己,却已经不在了。
只是，望着容姬那张恬静温柔，又与静嘉玉瑾有六、七分相似的脸,她也算是感到些许宽慰。
“至少,我还没有完全失去她。”
同年3月19日,陵山国总统沈知念病逝,享年58岁,温真誉成为了他的继任着，陵山园的新任领袖。
和沈知念相比,温真誉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诚心为民的明智领导者。
她深刻地了解并同情着人民的苦难，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对他们视若不见。
现在的陵山国，虽然早已摆脱了侵略者的践踏和欺辱，却仍处于焦土遍地,尘烟漫天的百废待兴局面,大片残垣断瓦之下是民众的无尽悲哀。
曾经的繁荣与奢华,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
幸好,陵山国的人们遇见了一位真正为他们着想的称职领袖,才让战后的复兴不再是痴人说梦。
在1947到1949这两年的时间之中,陵山国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温真誉舍私为公的不懈付出之下，那些坍塌的房屋，破败的庭院,都得到了有效的修缮及重建,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百姓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同时,那些曾为净化主义所洗脑而成为战争机器，大兴扩张、破坏和平的侵略者们也因为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1948年1月7日,陵山国慕花城国际军事法庭之中，战争的主要谋划者及责任人——那些未来得及结束自己生命的帝国高层,将在这里接受审判。
在这群人之中,身居总理高位的方瑜,自然成为了最先受到审判的战犯。
此时的方瑜,早已失去了曾经在远山绪身边当秘书时那样的意气风发和神采飞扬。
相反,他神情憔悴、面色苍白,纤瘦的躯体被包裹在一件不合身的破旧大衣之中,显得病弱而颓唐。
这几个月,他在监狱中的生活可实在是不太好过--频繁的“提审”和低劣的饮食条件已经让他的身体几乎彻底垮掉。
当方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他的眼中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切光泽,空洞而绝望地注视着前方。
随后，他在几名警卫的押送之下，被强行固定在了被告席上。静默地听着高台之上的法官宣告着自己犯下的一切罪行。
最终,这名年仅36岁的“临时总理”,被军事法庭宣判死刑。
他没有辩驳,也没有上诉,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过错也许并没有他们所说的的那样不可饶恕。
只是，他已经累了，良心的谴责与身体上的折磨已经让他失去了哪怕半点活下去的欲望。
就算是为了赎罪,为了自己心中的片刻安宁,对吗?
平心而论,将这样大宗的罪责尽数推予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文官,这显然不大合适。
尽管在帝国最后的日子里,方瑜在远山绪的强制之下签署了太量关于杀害俘虏和囚犯的命令文书,致使不计其数的陵山军民因此而丧失生命。
究其根本,他也不过是帝国的一枚棋子，远山绪的替罪羊罢了。
面对着总理的命令,他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只能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于对方,甚至连最后成为帝国的继任领袖,也不过是充当一个为远山绪“接盘”的无奈角色。
可悲的是,他直到最后一刻也没能认清这个残酷的现实,只是将一切地罪名无言地承担到自己身上。
也许，从那天他们在陈松竹家中相遇的那一刻起，一切从开始就全都是错的。
1948年8月22日,方瑜一行人被押送到慕花市中央广场上执行死刑。
和他同行的,还有郑楚、白玉樽、白玉璧等几名罪行实在恶劣的高层官员。
平日里宽敞而空旷的广场,在那一天竖立起了几个临时的绞刑架,围观的百姓熙熙攘攘,慕花市的市长沈楷也出席了现场。
在人民的唾骂和叫好声中,这几名十恶不赦的战犯被反绑着双手,由身后的警卫推挤着走上了通往死亡的最后几级台阶
临刑前,行刑者询问方瑜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他只是低下头，用似乎只有两人能听见的语气说:
“我终于可以做一回自己了。”
话音刚落，那位面色严肃的行刑官立即将绳圈粗暴地套在他的脖颈处。